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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外交協(xié)會事件”的真相

                                                   ——《滿字第53號報告》考釋

王連捷

 

［摘   要］ “國民外交協(xié)會事件”是在中日民族矛盾迅速激化、國人救亡圖存的精神和物質(zhì)準備尚不充分的情況下，東北反日營壘內(nèi)部發(fā)生的一件使親者痛、仇者快的不幸事件。但在80年后的今天，由于一些特別復雜的原因，人們對這一事件的性質(zhì)仍有不同認識。因此，考證和詮釋中共滿洲省委《滿字筆53號報告》，還原事件的本來面貌，是非常必要的。

［關 鍵 詞］遼寧國民外交協(xié)會；國民外交協(xié)會事件；滿洲省委；張學良

 

1930年4月12日，遼寧國民外交協(xié)會在奉天總商會禮堂召開國民常識講演會，會上部分與會者同會議主持人發(fā)生沖突，導致憲兵偵緝隊干涉，趙尚志等三名共產(chǎn)黨員被捕入獄，這就是中共滿洲省委文件中多次提到的“國民外交協(xié)會事件”。如今這一事件已經(jīng)過去整整80年了，但是由于一些特別復雜的原因，人們對于這一事件的性質(zhì)和相關人物的是非功過，仍然存在著截然不同的認識。為了正確地汲取歷史經(jīng)驗教訓，筆者愿就自己的見聞所及，對這一事件的歷史真相，做一番深入的考察。

有關這一時間最早的資料是中共滿洲省委1930年4月13日寫給黨中央的一份報告。這份報告現(xiàn)載于《東北地區(qū)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4第351頁，題目是：《中共滿洲省委給中央的滿字第53號報告》，筆者的考察當然要從考證和詮釋這份報告開始。

報告簽發(fā)的時間是“四月十三日”，也就是國民外交協(xié)會事發(fā)的第二天，對于以李子芬為書記的新一任滿洲省委來說，這也是到任后寫給黨中央的第一份正式的工作報告。報告具體的內(nèi)容共有四項，“（一）五一的布置”，“（二）北寧路斗爭的過去與將來”，“（三）反對抗俄追悼大會及反外交協(xié)會斗爭”，“（四）第二工科的斗爭”，其中（一）、（二）、（四）三項還僅僅是新省委紅五月期間的工作計劃，還沒有來得及付諸行動，只有第三項是確確實實已經(jīng)發(fā)生，并且造成了嚴重后果的事情：

 

“四月五日，遼寧國民外交協(xié)會發(fā)起追悼抗俄將士大會，我們組織反帝同盟的群眾于同日在追悼會場外面開群眾會議。因到的人數(shù)太少，故在追悼會場中去呼口號，我們的口號比敵人的口號聲浪要高，這就是說響應我們的比他們的多些。當時在場的群眾最多的是兵士、警察，其余便是學生、市民。”

 

這是國民外交協(xié)會的前奏。此時由中東路事件引起的中蘇邊境的戰(zhàn)爭已經(jīng)結束。張學良為首的東北當局損兵折將，不得不同蘇方簽訂《伯力協(xié)定》，恢復以前的中蘇共管的狀態(tài)。戰(zhàn)爭雖然結束了，張學良也后悔吃虧上當，但他對蘇聯(lián)在中東路管理中專斷行為的不滿并未完全消除，而另一方面，那些在抗俄戰(zhàn)爭中犧牲的將士為了捍衛(wèi)國家的領土主權所表現(xiàn)出來的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又使他和國民外交協(xié)會的領導人懷有發(fā)自內(nèi)心的崇敬之情。時值清明時節(jié)，為了表達對韓光第等陣亡將士的哀悼和思念之情，國民外交協(xié)會于4月5日舉行追悼大會。但是李子芬等新任滿洲省委領導人卻認為召開這樣的追悼會是當局采取的反蘇反共行為，決定加以反對和抵制，“我們組織反帝同盟的群眾于同日在追悼會場外開群眾會議”就是抵制的手段。“反帝同盟”全名“反對帝國主義同盟”，是1927年2月由法國的巴比隆、蘇聯(lián)的高爾基、中國的宋慶齡發(fā)起成立的一個國際性民間反帝團體。1929年下半年到1930年初，以劉少奇為首的上任滿洲省委在東北民間的“對日不合作十人團”等反日團體的基礎上相繼成立了哈爾濱和沈陽等處“反帝大同盟”的分會，實際上也是黨的外圍組織。省委組織的這次會議就安排在追悼大會會場的外面，由省委常委組織部長丁君羊親自主持同追悼大會唱對臺戲，由于丁君羊的反帝大會去的人數(shù)比追悼會人多，所以那些脫離東北實際的具有“左”傾錯誤情緒的口號，如“擁護社會主義蘇聯(lián)”等，壓倒了頌揚韓光第等陣亡將士的聲音，追悼大會的主持人外交協(xié)會主席閻寶航一時感到愕然，但沒有讓在場的警察彈壓，只是目送丁君羊等人把喊口號的人帶走，從容離開會場，[①]于是新省委便以為這似乎也是一種“勝利”。

 

“到昨日（十二日），外交協(xié)會舉行國民常識講演會議，我們組織了七八十個人到會場中去，當他們還未演講之先，我們就奪取了講演臺，以反對英兵最近在上演殺死學生的事件做發(fā)動口號，做了半點鐘左右的煽動演講，主席并不干涉，后來主席請講演人停止，講演者即和他反駁。群眾只敢鼓掌，但不敢接呼口號。后來他們還是干那些‘行三鞠躬禮’、‘讀總理遺囑’的把戲，于是我們不得不以同志甚至負責同志呼口號。這時候，他們才宣布停止會議。”

 

4月5日的小勝，增加了李子芬等人的信心，所以又派人抵制國民常識講演會。此前外交協(xié)會已經(jīng)舉行了11次講演會，這次是第12次，邀請?zhí)K上達委員（商務印書館沈陽分館經(jīng)理）講演《泛太平洋會議》和王金川委員（東三省官銀號總稽核）講演《游歐所見及各國對中國觀念》。蘇是親美學者，剛參加泛太平洋會議歸來，新省委估計他在會議上要吹捧美國，給張學良引進美資修筑葫蘆島港造輿論，因此決定派黨員參加，伺機奪取講壇宣傳反帝，并組織反帝大同盟盟員前去鼓掌助威。據(jù)郭慶芳（時名郭任民）回憶：“當時盧廣績主持會場，做了簡單介紹即由蘇上達開始演說，他們二人都是在一米多高的主席臺上的。這時我黨派去的趙尚志站在聽眾席第一排長凳的中間，面向聽眾演說反帝，把蘇上達的話打斷，蘇木立臺上”。據(jù)趙俊清先生考察，趙尚志這次發(fā)言很精彩。他質(zhì)問會議主席：外交協(xié)會對在上海的英國士兵殺死學生一事為什么不表示態(tài)度？接著他便按著省委事先決定的行動計劃奪取講壇，站在凳子上面慷慨激昂地面向聽眾以反對英國士兵最近在上海殺死中國學生事件、日本強行要在東北由其貸款修筑“滿蒙五路”，并先修吉會路（吉林至朝鮮會寧）事件以及東北當局向英美貸款籌建葫蘆島港等為中心內(nèi)容進行愛國宣傳，痛陳允許日本人在東北修筑鐵路就是開門揖盜、引狼入室；向英美貸款會助長英美帝國主義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中國的東北，一些與會黨團員聽后不斷鼓掌叫好?？傊?，這次行動滿洲省委是有備而來，外交協(xié)會卻感到意外。盧廣績制止不成，只好用孫中山的權威來緩和混亂局面，向?qū)O中山遺像鞠躬、背誦《總理遺囑》，這時坐在臺下的反帝大同盟黨團書記杜蘭亭和另一名“負責同志”陳尚哲便以帶頭呼口號來對抗，結果會場秩序繼續(xù)大亂，盧廣績不得不草草結束會議。

 

“那時候，他們的準備已經(jīng)停當，門口早已被商團把守，便衣偵探已布滿，把我們講演和呼口號的同志共三人請到會客廳拘禁起來，隨后又送到憲兵司令部去了。被捕的三個人中有兩個反帝黨團負責人，并其中之一是黨團書記。這是我們工作上的一個很大的損失。”

 

文中“他們”是指國民外交協(xié)會的領導人盧廣績等。“商團”是指商會衛(wèi)隊，亦稱“團勇”，他們是商會雇傭來看門護院的，平常負責商會大院的警衛(wèi)，國民外交協(xié)會開大會時，他們也代收門票。“偵探”是東北憲兵司令部偵緝處處長雷恒成帶來的便衣偵探。新省委認為偵探捕人是外交協(xié)會事先與憲兵司令部串通好了的，其實并非如此。據(jù)郭慶芳證實：“外協(xié)經(jīng)常開講演會請人講演，題目多為文化、教育、講科學、除迷信等，與政治無任何關系。每次開會都印有入場券，以示限制。”常有余興（筆者按：指會后放電影等），以資招待。為了維持秩序，均給東北憲兵司令部去信，請人臨監(jiān)（當時警察只管民間刑事糾紛，故向來不通知）。每次開會由九個委員中的五人主持會場，我和朱煥階兩個秘書輪班在會場照料。……每次開會的情形大致如此。至于這一次偵探到會來究竟是接到了誰的通知，目前還說法不一。郭慶芳說他根據(jù)省委的指示，事先沒有發(fā)通知讓憲兵司令部派人臨監(jiān)，會場發(fā)生爭執(zhí)以后是盧廣績上樓打電話給憲兵司令部的；朱煥階則證實盧廣績根本沒有離開會場，更不會打電話。其實即使盧打電話也是為了維持會場秩序，把講演會開好，不會有捕人的動機。而憲兵偵探則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會場出現(xiàn)混亂時，便衣偵探并未出面制止，他們只是在角落里觀察誰帶頭呼口號，誰又帶頭鼓掌，待散會時“有兩個便衣夾一人，共捕去趙尚志、杜蘭亭、陳尚哲三個人”，而且是去“請至會客廳拘禁起來，隨后又送到憲兵司令部去”，如此有條不紊，有板有眼，不是事先預謀好是很難辦到的?，F(xiàn)已查明，這次逮捕共產(chǎn)黨員是東北憲兵司令部陳興亞和偵緝隊長雷恒成精心策劃的。雷恒成，又名趙東安，是個罪惡累累的歷史反革命分子。他為人兇狠，人稱“雷錘子”，1912年2月他為了給袁世凱篡奪辛亥革命勝利果實粉飾門面，竟將近百名貧苦無告的無辜民眾槍殺，1926年“三·一八慘案”、1927年李大釗等20位革命者被殺害案他都充當了劊子手的可恥角色。張學良東北易幟以后他繼續(xù)堅持反共反人民的立場，以偵察和逮捕共產(chǎn)黨員和革命者去取媚于南京國民政府和日本帝國主義。這次乘應邀臨監(jiān)國民常識講演會機會，逮捕趙尚志等三名共產(chǎn)黨，是他們求之不得的事。

 

“但是對于昨日反外交協(xié)會之整個的估量，認為是在群眾中政治上的收獲是很大的，反帝同盟公開在千多群眾面前講演半小時之久，以致吉會路、葫蘆島的問題通談到了。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群眾是響應的，雖然其他口號不敢接續(xù)響應。但是我們的缺點還很多，最主要的是平時的宣傳和參加會議的準備工作不充分，群眾中的干部到會場后即無法聯(lián)絡，以致不能把我們的同志成為基本群眾的有力核心，再由這些基本群眾去領導全場到呼口號和即刻沖突商團守衛(wèi)和防線，到街上示威，所以結果不能不是群眾中的領袖被捕。”

 

新省委根本沒有認識到“反外交協(xié)會”本身就是錯誤的，反帝大同盟和外交協(xié)會同是反日團體；黨組織應予正面引導，而不是破壞，更不談“打倒”。“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群眾“響應”。而“打倒國民外交協(xié)會”的口號群眾并沒有響應，并不是因為“不敢”，而是這個組織始終沒有改變以反日愛國為主旨的政治立場是受到大多數(shù)群眾，特別是廣大東北大學師生們擁護的，新省委“打倒國民外交協(xié)會”的口號反而孤立了自己。由于新省委選錯了“打倒”的對象，是非的標準也就顛倒了，因此報告中所說的“收獲很大”云云也是不存在的。至于沒有帶領群眾沖出會場上街游行也不僅是缺乏準備的問題，也是因那樣行動脫離群眾，勉強去做，說不定會惹出更大的亂子。

 

“今后能不能把昨日的斗爭繼續(xù)下去，是奉天（也可說是南滿）群眾反帝斗爭擴大或暫時消沉的關鍵。在昨日的會場中，我們的基本群眾最大部分是東北大學學生，昨日散會后，他們自己也還說要繼續(xù)干下去。目下黨的策略是。要以反帝同盟為中心，組織能包括廣大學生群眾的援救被捕學生及反對英兵槍殺二人的后援會，先從東北大學發(fā)動起來，叫他們先成立后援會（昨日被捕者中，有一東北大學學生）。且組織講演隊，到各校講演，隨時成立各校后援會的組織，發(fā)動群眾的中心口號是‘罷課示威，反抗國民外交協(xié)會勾結軍警逮捕反帝學生’。同時，我們有一同志原在外交協(xié)會當秘書，要在此時、公開進去，到各校去公開宣布外交協(xié)會的罪狀。”

 

文中“我們的基本群眾”，是指各級黨團組織所聯(lián)系的黨外積極分子，如兵工廠的工人、東北大學的學生等。目下即“眼下”之意。被捕者中的“東北大學學生”即陳尚哲，當時省委尚不知他已叛變。在外交協(xié)會中當秘書的“同志”（即黨員）指的是郭慶芳。據(jù)郭老回憶，“第二天清晨，黨省委派來一個人，他是昨晚自始至終參加了那個演說會的。……他向我傳達了省委的指示：即所有黨團員都要給會長盧廣績寫恫嚇信，每人至少十封，命令盧廣績放人，理由是在商會院內(nèi)捆的人，商會會長有重大責任，是罪魁禍首。必須這樣做，來逼迫他。大家都這樣做，人多力量大，他在被迫無奈的情況下將不得不設法放人的”。[④]以李子芬為首的新省委的這些做法又是錯上加錯。因為事實上抓人放人盧廣績根本左右不了雷恒成，雷恒成也不會聽他的。結果不但趙尚志等沒有被放出來，反而是暴露了更多的同志。雷恒成乘機利用叛徒的口供和指認于4月16日進行第二次大搜捕，兩次共逮捕黨內(nèi)外人士三十人，除兩名叛徒被當場釋放外，尚有二十八人，其中黨員十一人，省委書記李子芬、團省委書記饒漱石、省委組織部長丁君羊、省委秘書長劉碧云、共青團中央巡視員邱旭明等重要領導干部都在被捕名單之列，使中共滿洲省委蒙受了自成立以來第二次重大破壞。

這就是中共滿洲省委文件中多次提到的“國民外交協(xié)會事件”的全部過程。

如今事情已過去81年了。經(jīng)過81年的歷史沉淀，我們已經(jīng)有條件對這抗日公案給出一個正確的答案。這一事件是在中日民族矛盾迅速激化、國人救亡圖存的精神和物質(zhì)準備尚不充分的情況下，東北反日營壘內(nèi)部發(fā)生的一件使親者痛、仇者快的不幸事件。在這一事件發(fā)生的過程中，由于殘留在張學良的東北當局專政機構中的極端反動的漢奸、親日派分子雷恒成[⑤]利用反日營壘中出現(xiàn)的誤會和裂痕以售其奸，極盡其挑撥離間、破壞團結、陷害共產(chǎn)黨人之能事，不僅給當時的東北黨組織造成了一次嚴重的破壞，而且在黨員和愛國人士之間留下了某種長時間揮之不去的陰影（例如直到上世紀80年代初郭慶芳和盧廣績兩位耄耋老人還心存芥蒂），但是就中國共產(chǎn)黨及其東北組織領導東北人民進行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整個歷史來說，“國民外交協(xié)會事件”只不過是一個小小的插曲而已，隨九一八事變的爆發(fā)，東北的反日愛國運動迅速發(fā)展為抗日救國運動，國民外交協(xié)會迅速發(fā)展為東北抗日民眾救國會，以前那些不和諧的聲音也就很快消逝了。盡管如此，還是有很多歷史的經(jīng)驗教訓值得我們記取。

“國民外交協(xié)會事件”最沉痛的教訓，就是新任滿洲省委“反國民外交協(xié)會”反錯了對象，正如俗話說：“大水沖了龍王廟，自家人不認識自家人。”

首先，國民外交協(xié)會并非敵人。遼寧國民外交協(xié)會的前身是杜重遠領導的拒日臨江設領國民外交后援會和高崇民等領導的東北國民外交協(xié)會，他們都是民間反日愛國團體。1929年7月，在張學良的授意之下，他們和閻寶航、車向忱等組建的遼寧國民常識促進會、遼寧拒毒協(xié)會等民間反日愛國團體以及遼寧省工會、農(nóng)會、商會和教育會等各法人團體共同組成的一個新的官支民辦的團體，定名為遼寧國民外交協(xié)會。該會由奉天省商會提供活動經(jīng)費，會址設在商會大院，首任委員為杜重遠、高崇民、閻寶航、車向忱、金哲忱（商會會長）、盧廣績（商會副會長）、王化一（教育會長）徐世達（商務印書館沈陽分館經(jīng)理）、卞宗孟（遼寧國立圖書館館長）等九人。其中杜、高、閻、車等主要決策者和領導核心都是東北地區(qū)先進知識分子和民族資產(chǎn)階級的杰出代表，早在建黨初期和大革命時期他們就與東北地區(qū)的共產(chǎn)黨人有過密切的交往和合作，并在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和影響下創(chuàng)辦《啟明學社》，開展平民教育、實行國共合作、支持郭松齡倒戈反奉等革命斗爭中顯露頭角。高崇民曾不止一次地掩護從事秘密工作的共產(chǎn)黨員，閻寶航甚至提出入黨要求，他們不愧為中國共產(chǎn)黨人的最可信賴的朋友。以他們?yōu)楹诵牡膰裢饨粎f(xié)會和黨領導的反帝大同盟在反日愛國的大方向上是并行不悖的。

其次，支持國民外交協(xié)會的張學良在當時至少也不應當列為主要的敵人。關于這一點，前任滿洲省委書記劉少奇曾有過特別精辟的分析，指出：“滿洲的統(tǒng)治階級是買辦地主的階級出身，但在滿洲客觀的經(jīng)濟環(huán)境之下，他已在由買辦地主階級向民族資產(chǎn)階級的蛻化的過程中（不過這種蛻化在日本帝國主義獨占之下是非常困難的），他的民族意識逐漸加強”，“與日本帝國主義之間已經(jīng)發(fā)生了很大的矛盾，這種矛盾……只有一天天加緊。”[⑥]事實上國難家仇系于一身的張學良不但具有強烈的反日愛國意識，而且對中國共產(chǎn)黨的態(tài)度也與乃父主張時期有很大的不同。在1929年夏天劉少奇和孟堅在紗廠門前被捕時，他聽取了國民外交協(xié)會領導人之一高崇民的勸告，同意不向南京政府引渡被捕的共產(chǎn)黨員，給了劉少奇得以取保釋放的機會。就在國民外交協(xié)會發(fā)生后，當陳興亞、雷恒成準備把被捕黨員引渡給南京政府時，又是張學良直接出面阻止了引渡的行動。[⑦]1930年11月17日張學良在出席南京國民政府紀念周的講話中說：“最近在遼寧遇到幾個共產(chǎn)黨員，他們對中國現(xiàn)狀不滿，要求找出路，要求改革。”[⑧]公開表示對東北共產(chǎn)黨員行為的理解。這里所說的遇到的幾個共產(chǎn)黨員就是指國民外交協(xié)會事件中的被捕的共產(chǎn)黨員李子芬、丁君羊、王純一等人。可見他對共產(chǎn)黨人的態(tài)度與乃父張作霖以及國民黨蔣介石集團大不相同。新任中共滿洲省委的“打倒國民外交協(xié)會”的主張，不僅得罪了與黨患難與共的老朋友，而且也得罪了正在“由買辦地主的階級向民族資產(chǎn)階級蛻化”的新朋友，而對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新軍閥殘留在在東北政權中的忠實走狗雷恒成之流的陰謀破壞活動卻疏于防范，這樣一來，黨組織遭受破壞也就難以避免了。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我們的革命要有不領錯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團結我們的真正的朋友，以攻擊我們的真正的敵人。”[⑨]81年前的國民外交協(xié)會事件使我們更深刻的領會了毛澤東的這一至理名言。